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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千两百四十三章器与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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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小礼而无大义，岛国学习的是大唐文化，而在宋的时代，中原文明有过明显的分野。
有人认为宋之前，中原文明是礼与器的时代，在宋之后是礼与理的时代。礼与器的时代，是器具按照礼的秩序摆放，每个器都有自己的含义，是礼的体现，比如祭祀品、衣服、建筑、礼节等等，都是要体现礼的。
礼其实就是阶级划分，唐朝属于贵族玩佛道，寒门弟子玩儒家。在唐朝，寒门弟子肯定是玩不过贵族的。所以岛国学的就是礼与器的文化，而大唐也是礼与器最后的巅峰了。
不管是大汉末期的党锢之争，还是大唐末期的牛李党争，其实是皇帝和宦官对豪门，以及豪门对豪门。
到唐末，贵族死了很多，宋朝之后，豪门衰落，出现了士大夫对士大夫的党争局面，开始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，而君子和小人不用器来区分，而是用理来区分。
理，不简单是道德，不简单是仁义，而是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等所有的属性，是一种万物内在的本质。
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，其实和春秋思想家反对器是一个道理，春秋反对器，是因为‘人不如器’的陪葬文化。宋朝反对器，是因为士大夫的出身低位，大部分玩不起器，他们如果也玩器，就是加入贵族阵营，所以他们不能玩具体的器，得玩虚的理。
这样一来贵族也没办法把握话语权，贵族可以有钱，可以有华美的衣服，可以有很好的仪态，但他们无法把握话语权，因为贵族的钱、衣服、仪态不符合天理，属于人欲。而士大夫最重要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。
人欲肯定是灭不掉的，但士大夫通过这个理论掌握了话语权，足足一千年。
当然士大夫也要分一个君子和小人，特别是在宋朝的时候，通过对理和道统的阐述进行对抗。
道统，虽然是韩愈模仿佛道创造的，但在宋代正式走上正轨。汉朝的时候，儒家靠《左转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区分。到了宋朝就靠道统区分，他们认为儒家到了孟子之后就有一千年没有传承了。
士大夫需要对儒家进行全新的阐释，所以宋朝之后的儒家也被称为道学。
道统的主要区分就是看儒家有没有收到佛道的影响，一部分儒生主张完全去除佛道影响，一部分儒生却支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。然后他们又对儒家的世界观进行了阐述，认为世界是由气构成的。
在宋之前，儒生从来不会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。但佛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，佛教的三千世界，道家无中生有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。
道学对儒家的世界观构成进行了阐述，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‘理’，认为世界是气按照理的规则形成的。
以前儒家有天、命，但在佛道面前完全不够看，因为天和命无法被人修改，只能遵守。
佛教有修佛，有坐禅，有发誓，有渐悟，有顿悟，宣传人可以修成佛。道家有练气、炼丹，可以修仙。
儒家什么都没有，虽然儒家推崇圣人，可一个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成圣？儒家给的中庸、法先王都太抽象了，必须有一个让人成为圣人的途径，于是就有了格物，有了万物之理。通过格物，明白万物之理，就能成为圣人了。
到了王阳明的时代，心学就是让人不要去格物了，而是注重知行合一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。有禅宗那种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的感觉了。
这就是道统的威力，什么是道统？道统就是传承。佛祖把法传给了弟子，弟子也成佛了，再把法传给了弟子的弟子……只要是学了法，都有可能成佛，道统就是成佛的资格证。
而在韩愈之前，儒家是没有道统的，所以除了尧舜禹三个公认的圣人，连孔子、孟子都算不上圣人。
但宋朝之后，道学的儒家有了传承，‘天理云者，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？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’，就是说天理这个东西，不是因为尧舜禹而存在的，而是本来就在的，尧舜禹领悟了就成为了圣人，如果后人领悟了一样成为圣人。
有了道统，后面孔子、孟子被封为圣人，也就理所当然了。他们继承了尧舜禹的道统，领悟了天理，就是圣人，没毛病。
虽然道学不承认荀子，但‘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’却出自荀子。
当然两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荀子强调的是天的绝对性。而道学强调的是天理的普遍性，是为了格物致知做好准备。荀子的意思是大家都要尊天，而道学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存天理，不只是尊重天，更要积极地落实天理。
荀子的天就是一个监控器，要让人敬畏，是客观存在的，凌驾于万物之上。而道学的天理则是修行法门，是让人成为圣人的途径，天理没有凌驾，而是包含在万物体内，等待发现。
天理和佛性非常像，只能说道学儒家确实是吸收了很多佛道的思想。
有了道统，普通儒生也能成为圣人了，面对佛教的佛陀、道家的仙人也有一战之力了。甚至在神魔小说中，圣人的地位超越了神仙，连佛都是圣人所化，读书人也有浩然正气，不怕妖魔鬼怪了。
否则读书人遇到女妖，也不敢谈恋爱，只能找和尚、道士除妖。但有了道统，读书人表示老秃驴、臭道士都闪开，让他和女妖精大战三百回合。
有了道统，学儒的人也能修炼了。
总之两宋是士大夫崛起的时代，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代，在中原流行了一千年的佛道终于受到了冲击，接下来三教还要继续斗争。
宋朝是中原文化变革的时代，从礼与器过度到了礼与理的时代，具体的器被抽象的理取代，话语权也发生了改变。
具体的东西很容易被控制，比如岛国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服装、用具，女人要化妆，不化妆就是不遵守礼，男人要晚回家，早回家就是不守礼……通过具体的东西和礼节来区分，非常具体。
但天理就不一样了，天理不是一个礼节也不是一个东西，而是一个概念。可以放浪形骸，也可以一丝不苟，这都是天理，真正违背天理的是抢夺不属于自己的利益，这就是小人，就是人欲，就是不仁。
器的话，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器，哪怕做错了，道歉就行，当然道歉也要符合自己的器，用器对器。
理的话，得通过话语权和舆论进行导向，要时时刻刻地符合天理，做错事得掩盖，因为一旦暴露，责任非常巨大。
相对而言，还是后者威力更大，因为掩盖得好也就算了，掩盖不好，那肯定得负责。如果只是道歉的话，连责任都不用负。
不管是器还是理都不能建设天堂，但理让大家都能遵守同一个天理，就算没钱一样可以通过天理战胜贵族。但器的话，就得是有钱人对有钱人，穷人对穷人，因为穷人的器肯定拼不过有钱人。
有小礼而无大义，岛国学习的是大唐文化，而在宋的时代，中原文明有过明显的分野。
有人认为宋之前，中原文明是礼与器的时代，在宋之后是礼与理的时代。礼与器的时代，是器具按照礼的秩序摆放，每个器都有自己的含义，是礼的体现，比如祭祀品、衣服、建筑、礼节等等，都是要体现礼的。
礼其实就是阶级划分，唐朝属于贵族玩佛道，寒门弟子玩儒家。在唐朝，寒门弟子肯定是玩不过贵族的。所以岛国学的就是礼与器的文化，而大唐也是礼与器最后的巅峰了。
不管是大汉末期的党锢之争，还是大唐末期的牛李党争，其实是皇帝和宦官对豪门，以及豪门对豪门。
到唐末，贵族死了很多，宋朝之后，豪门衰落，出现了士大夫对士大夫的党争局面，开始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，而君子和小人不用器来区分，而是用理来区分。
理，不简单是道德，不简单是仁义，而是包含了仁义礼智信等所有的属性，是一种万物内在的本质。
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，其实和春秋思想家反对器是一个道理，春秋反对器，是因为‘人不如器’的陪葬文化。宋朝反对器，是因为士大夫的出身低位，大部分玩不起器，他们如果也玩器，就是加入贵族阵营，所以他们不能玩具体的器，得玩虚的理。
这样一来贵族也没办法把握话语权，贵族可以有钱，可以有华美的衣服，可以有很好的仪态，但他们无法把握话语权，因为贵族的钱、衣服、仪态不符合天理，属于人欲。而士大夫最重要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。
人欲肯定是灭不掉的，但士大夫通过这个理论掌握了话语权，足足一千年。
当然士大夫也要分一个君子和小人，特别是在宋朝的时候，通过对理和道统的阐述进行对抗。
道统，虽然是韩愈模仿佛道创造的，但在宋代正式走上正轨。汉朝的时候，儒家靠《左转》《公羊传》《谷梁传》区分。到了宋朝就靠道统区分，他们认为儒家到了孟子之后就有一千年没有传承了。
士大夫需要对儒家进行全新的阐释，所以宋朝之后的儒家也被称为道学。
道统的主要区分就是看儒家有没有收到佛道的影响，一部分儒生主张完全去除佛道影响，一部分儒生却支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。然后他们又对儒家的世界观进行了阐述，认为世界是由气构成的。
在宋之前，儒生从来不会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。但佛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，佛教的三千世界，道家无中生有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。
道学对儒家的世界观构成进行了阐述，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‘理’，认为世界是气按照理的规则形成的。
以前儒家有天、命，但在佛道面前完全不够看，因为天和命无法被人修改，只能遵守。
佛教有修佛，有坐禅，有发誓，有渐悟，有顿悟，宣传人可以修成佛。道家有练气、炼丹，可以修仙。
儒家什么都没有，虽然儒家推崇圣人，可一个普通人到底应该如何成圣？儒家给的中庸、法先王都太抽象了，必须有一个让人成为圣人的途径，于是就有了格物，有了万物之理。通过格物，明白万物之理，就能成为圣人了。
到了王阳明的时代，心学就是让人不要去格物了，而是注重知行合一，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。有禅宗那种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的感觉了。
这就是道统的威力，什么是道统？道统就是传承。佛祖把法传给了弟子，弟子也成佛了，再把法传给了弟子的弟子……只要是学了法，都有可能成佛，道统就是成佛的资格证。
而在韩愈之前，儒家是没有道统的，所以除了尧舜禹三个公认的圣人，连孔子、孟子都算不上圣人。
但宋朝之后，道学的儒家有了传承，‘天理云者，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？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’，就是说天理这个东西，不是因为尧舜禹而存在的，而是本来就在的，尧舜禹领悟了就成为了圣人，如果后人领悟了一样成为圣人。
有了道统，后面孔子、孟子被封为圣人，也就理所当然了。他们继承了尧舜禹的道统，领悟了天理，就是圣人，没毛病。
虽然道学不承认荀子，但‘天行有常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’却出自荀子。
当然两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荀子强调的是天的绝对性。而道学强调的是天理的普遍性，是为了格物致知做好准备。荀子的意思是大家都要尊天，而道学的意思就是大家都要存天理，不只是尊重天，更要积极地落实天理。
荀子的天就是一个监控器，要让人敬畏，是客观存在的，凌驾于万物之上。而道学的天理则是修行法门，是让人成为圣人的途径，天理没有凌驾，而是包含在万物体内，等待发现。
天理和佛性非常像，只能说道学儒家确实是吸收了很多佛道的思想。
有了道统，普通儒生也能成为圣人了，面对佛教的佛陀、道家的仙人也有一战之力了。甚至在神魔小说中，圣人的地位超越了神仙，连佛都是圣人所化，读书人也有浩然正气，不怕妖魔鬼怪了。
否则读书人遇到女妖，也不敢谈恋爱，只能找和尚、道士除妖。但有了道统，读书人表示老秃驴、臭道士都闪开，让他和女妖精大战三百回合。
有了道统，学儒的人也能修炼了。
总之两宋是士大夫崛起的时代，也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代，在中原流行了一千年的佛道终于受到了冲击，接下来三教还要继续斗争。
宋朝是中原文化变革的时代，从礼与器过度到了礼与理的时代，具体的器被抽象的理取代，话语权也发生了改变。
具体的东西很容易被控制，比如岛国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服装、用具，女人要化妆，不化妆就是不遵守礼，男人要晚回家，早回家就是不守礼……通过具体的东西和礼节来区分，非常具体。
但天理就不一样了，天理不是一个礼节也不是一个东西，而是一个概念。可以放浪形骸，也可以一丝不苟，这都是天理，真正违背天理的是抢夺不属于自己的利益，这就是小人，就是人欲，就是不仁。
器的话，只要不违背自己的器，哪怕做错了，道歉就行，当然道歉也要符合自己的器，用器对器。
理的话，得通过话语权和舆论进行导向，要时时刻刻地符合天理，做错事得掩盖，因为一旦暴露，责任非常巨大。
相对而言，还是后者威力更大，因为掩盖得好也就算了，掩盖不好，那肯定得负责。如果只是道歉的话，连责任都不用负。
不管是器还是理都不能建设天堂，但理让大家都能遵守同一个天理，就算没钱一样可以通过天理战胜贵族。但器的话，就得是有钱人对有钱人，穷人对穷人，因为穷人的器肯定拼不过有钱人。